我与我的老师饶颐(全文)
汪德迈
2015年3月17日
首先让我 感谢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我担任2015年饶颐访问学人，这对我是一种荣誉，同时我也是怀着感激之情来参与这件事，可以让我回忆起与饶 颐先生相处五十年的经历，特别是那段我年轻的时候在大学曾为饶公学生的那两年的经历。纵观半个世纪以来，我跟我的老师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这种 独特优秀老师与普通的学生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中断，甚至没有一刻松弛。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院校的学者，而饶公则是一位伟大博学的大师，我非 常荣幸，我和饶公还有来往。可是我们之间差距太大，以至于自己羞愧地感觉没有资格在这里谈论他。然而我的这种自觉有失礼仪的心态却被大师众多质量中的 一个，他谦逊的目光所扫去。所以我仍然向你们谈论他，准确地说介绍他，我的老师。但我向你们谈到的不会是他的学识的这一块，这方面我以为应该有人能比 我更有资历来介绍他，下面我将用我能有幸陪伴他至今历程中的经验介绍的饶颐，伟大的世界著名学者背后的饶颐。
我记得饶公 最初与法国的汉学之间的联系缘于他与法国院校汉学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保罗戴密微(戴密微)之间令人难忘的友谊，那是在第二次世界战争结束的第二天。这种 友谊是怎么样产生的呢？那是在1956年的9月，饶公到巴黎参加青年汉学家第九届研讨会议的时候。Paul.Demiville 保罗戴密微(戴密微)先生后来告诉我，他是被饶公破译的今存于大英博物馆的敦煌中编目为“Stein6825”的残卷之事所吸引。在这之前，这篇内容涉及《想尔注》的抄卷当时尚未获鉴定。Paul.Demivile 自己在巴黎的国立图书馆做编目工作，做伯希和敦煌资料研究，他的经验告诉他，要弄明白这类文件如何之难。这正是为什么在戴密微先生之前，其他的在的汉 学家没看到这样一位中国知识的天赋，还是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学者，并来自一个对商业比对文化更重视的中国英属殖民地，甚至比戴密微先生还年轻十五岁。 饶公当然也看出了这位这么了解中国文化的极有水平的法国大汉学家对他工作的欣赏。两个伟大的心灵一拍即合。饶公于是在汉学的广阔领域选择了法国汉学界 希冀他选择的和他所钟爱的研究领域，而法国汉学界也因此授予了他很多的荣誉：
-1962年获斯塔尼斯拉斯.儒莲[儒莲：法国汉学家-1797年-1873年]
-1980年获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头衔
-1993年获索邦高等研究院荣誉博士学位
-2013年被授予法国金石和文学院外国院士头衔。
饶公曾经来过十几次巴黎，其中三次他是用完整的时间和他的法国同事一起参加的研究活动，1958年和1964-1965年的那两次是由戴密微先生以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名义邀请他来的。而1978年的那次是我以法国高等学院(EPHE)的名义邀请他来参加我领导的研究项目。另外，饶公在1972年至1973年期间被任命为法国远东研究院驻的学术代表。他还参观了法国远东研究院驻印度本地治里(Pondichry)的研究中心 (1963年)和驻越南河内的研究中心(1992年)。
至于我，其实我从事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影响：我的任何亲人都不了解中 国。也不是为了这样或那样某种职业生涯的需要，而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读了乔治冯德格贝勒茨(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的一本中文语法书之后，立即让我对中国语言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使我发现它不仅与我的母语法文不同，与我在中学 时期学过的其它的外国语言，拉丁文，希腊文和德文，都不同。正是这个原因，在1945年至1951年间我在巴黎大学用了六年时间学习了哲学和法律，同时 我也在巴黎法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开始学习中国和越南语。后来，我从1951年到1954年期间在西贡的一所高中任过法国文学和西洋哲学教师，接着1955年 在河内一所高中还任过教。1956年我在河内被法国远东研究学院(EFEO)聘用为研究者。在当时的远东研究学院里，汉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是由戴密微先生领 导的。戴密微先生已经认识我，因为在这之前，在我1945年进东方语言学校念中文的时候，当时他还不是法兰院教授，而是在这所学校教中文，我当过他的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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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6月，当我从河内回到巴黎以后，我非常渴望继续学习中文。可是因为的原因，我没能去 成中国，当时的局势不允许一个外国人到中国学习中文。但是来很容易，我在河内工作的时候已经来过一次(这是在1957年，我第一次来)；于是 我跟戴密微先生请求如果可能的话派我去。可是当我这样请求时，戴密微先生还没认识饶公，他回答说，只重视商业，而不是重视汉学，如果你要去东亚一 个国家留学念中文而不能到的话，最好去日本。戴密微二十年代在东京曾从事佛教研究，他知道日本汉学者了不起。所以我在1958年到京都去，留学三年。 在1961年我回巴黎的时候，戴密微先生和饶公已经成为朋友，戴密微先生不但同意派我到去从事研究，甚至特别叫我跟饶公学习甲骨文学。然则从1961年到1963年我在留学。
当时，我对亚洲的了解，除了日本以外，仅仅是越南战争和战争以后的；我在终于可以追求 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一些好心朋友同时又是著名的学者帮助了我。在此，我想表示我将永远感谢他们。第一位是陈哲教授，我当时住在这位来自的移民家 里；他是一位画家，教我初步的书法。第二个是港大语言学校汤象老师，他为我选了很多由他精心选摘的有意思的书，给我欣赏，其中包括我最喜欢的“浮生六 记”；也有历史专家罗香林，当然尤其有饶公。由于他们的，我阅览了尽可能多的中国的书藉;但是中国文字的著作怎么丰富，甚至我尽可能的只不过是用 一个小顶针就把大海的水放空。最珍贵的是我一到那里，他们就让我和他们一起生活，用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但却让人感到如此温暖，这是我在学习书籍内没 有的，文献另外一半的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生活般式。在汤象老师让我读的书中,我曾看到有这样一句的箴言：“以之治，虚其心实其腑”，其实就是跟 我说用的方法教像我这样的学生，就是让我来品尝非凡的、滋味极其丰富的中国菜，而这种体验是我无法从书籍中学习到的。汤象老师为了让我能读懂孟子书中 的一句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他千方百计找到了一家在菜单上有“熊掌料理”的餐厅，来让我品尝。我记得要找得到有熊掌的餐厅是很难 的，当时只有碰巧从云南进口的猎的熊，甚是珍贵，而汤象老师四处打听，找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得以邀请我吃到了这罕见的美肴。至于饶公，他则喜欢带我去 最好的陆羽茶室品尝最好吃的点心。在这里，我给你们讲一件我从未提起过的趣闻。饶公带我去九龙很远的地方，超出最远的居民区，只为让我品尝一道他 很喜欢但被英国的菜炖狗肉。这家餐厅很小，地处偏远，偷偷地为我们料理了这道菜。不久后，饶公来法国旅行，他住在我家，我也以相同的方式招待 饶公，带他品尝与中国菜口味截然不同的法国料理。我在别处告知如何烹饪纯粹的法国菜，饶公特别高兴能在这里品尝法国百合和一种特别浓的羊奶干酪。法国百 合，他告诉我，乐趣是吃花瓣。在羊奶酪方面，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我还是很惊讶：因为这种奶酪是大家都知道的有史以来最强的一个，它的口感，甚至于中 国臭豆腐的味道，法国人通常恐慌地逃离。但饶公很感兴趣。这种性味奶酪可能是给所有文化以其独特的体现。从1963年我陪伴饶公去印度、锡 兰、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的旅行也反映出饶公这种，使我对他更为尊敬。
饶公的首先体现在其对于所有异国文化各方面的学识。他是一位汉学 家，同时精通文学、古文字学、佛教、、历史、绘画，甚至音乐。其异于的工作研究能力造就了这样一位百科学术大家。他的工作能力，当我们在印度旅行 期间我明白了。印度的研究中心招待我们住所。当时，我和饶公同睡一间小屋内，两床相邻。但每天晚上饶公仅有两次两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他每晚习惯于凌晨 二、三点醒来，点亮灯工作一、两个小时，然后再睡一会儿，直到清晨。对于饶公，这便足矣。通常，饶公亮灯的时候我都会醒来，因此，我也和饶公养成相同 的生活节奏，每天最多睡六至七小时。一个月后，我便已无法。而饶公比我年长十岁，却总是精力充沛。为何一位身体如此单薄的学者在从事脑力工作时却能如 此饱满？如此高效率的工作使得饶公可以记住所有阅读过的书籍。在旅居巴黎期间，每当饶公住我家时，他便在那间紧挨着我的卧室工作。仅两步我就能找到 他。每当我在理解汉语文学典故上遇到困难，或是想了解某位历史人物，找出某一地名的地理，亦或是找寻某一注解，我都会向饶公求教。每一次，我都很快能 得到答案。饶公于我而言就是一本活字典，而且许多文章他都熟记于心，如同一个活图书馆。
饶公于其所阅所着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因此，饶公工于文本学研究，更是一名卓越的文献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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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法籍汉学大师中，饶公最为敬仰的是伯希和(1878-1945)。伯希和除了古欧语、现代欧语、梵文、古中亚几种语言、蒙古语和土耳其语，还熟知 所有的汉语典籍。作为一名掌握了如此多种语言的文献学家，伯希和可以列为研究敦煌手稿的首要学者。斯坦因(Stein)比伯希和早一年在敦煌莫高窟用极为 低廉的价格向王圆箓购买了五大车古文书。王圆箓当然并没有售卖这些古文书资料。虽然伯希和以同样方式与士谈判进入藏经洞事项，伯希和获得 的文书数据少于斯坦因，但是他选出的却都是资料中之绝品，价值极高。这些被送往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文卷库，成为了图书馆的无价之宝。饶公在法国度过的大 多数时光都花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伯希和手稿数据库，做编撰整理的工作。伯希和也从中国带回一些字画，现藏于吉美博物馆。饶公对这些字画也极感兴趣，这些字 画也为其创作敦煌风格人物画带来灵感。(我本人收藏的饶公所绘的一幅就是这种风格)。
另一位让饶公评价颇高的法籍汉学家则是埃玛纽埃尔-爱德 华沙畹，伯希和便是出其门下。沙畹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是其翻译的《史记》前五十篇，这本翻译著作以其大量充实的注解附录成为了文献学典范。沙畹在完成 司马迁《史记》前半部的翻译工作后，就已过世。虽然，当时也出现了其它完整的《史记》翻译作品，但没有一部作品能像沙畹翻译的那样学识丰富。同时，沙畹受 到曾带走大批竹简的斯坦因委托，所以沙畹也成为第一位竹简文字手稿研究的学者。他还是第一位将考古学和石刻学与文献系在一起的学者。1893年沙畹第一次去中国旅行，当时，他收集了许多拓片和照片。他在其1907年出版的《中北调查考古研究旅行》一书中加进了这些的珍贵拓片和照片。饶公不仅使 用这些数据以说明其研究，而且着沙畹的足迹，为法国远东学院于1981年出版了《唐宋墓志远东学院拓片图录》，由古恒(Maurice Courant)带来的资料。这些拓本当时还未有人涉足研究。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当然是戴密微先生与饶公的紧密关系。科学地讲，戴密微先生的汉学 根植于涉及欧洲既古代又现代的高深文化学问。他不但学过拉丁文和希腊文，因为他生于洛桑，和所有人所受的教育一样，他以三种语言为母语法语、意大 利语和德语；之后他又学习英语和俄语；再稍后又学习了日语。同样地，饶公在丰富多样的汉语世界里也精通多种方言语言，除了普通话，他还会说潮州话、粤语、 闽南语。此外，在当今学者中，罕有人精通音律。饶公如古代文人般善于弹奏古琴，而戴密微则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他的第一份研究著作就是其1914年在索邦 大学所做的博士论文，论文题目为欧洲古典的一类音乐舞曲的历史。而饶公的《敦煌曲》和《敦煌曲续论》常重要的研究。总而言之，正是因为两位大师渊 博的文化知识，以及永不疲倦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才造就了他们在汉学上卓越的成就。但他们并不因此变得傲慢，而相反地，他们不知疲倦、地将知识传授给他 们的学生。韩愈说过：“师者，所以受业解惑也。”在我看来，这是两位大师最难得的质量。我极为荣幸分别师从于这两位大师，他们对我而言，正可谓“内圣 人,外老师”。